马勇：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

　　甲午战后，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

　　甲午战后，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

　　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

　　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

　　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综合各种文献记载，自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拳、圣贤道、一烛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子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五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

　　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

　　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J9九游会登录入口，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

　　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

　　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自发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诉求和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

　　而官方的反西方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变动特别是慈禧重新训政，大清王朝在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上的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西方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

　　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价值取向和，这是她在戊戌后一变成为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

　　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

　　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